2002年，禇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后，与妻子两个人承包了2000亩荒山，75岁重新创业承包荒山种起了“冰糖脐橙”。褚时健种橙子时沿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建立了高效的分配与激励机制，并用高标准严格要求橙子的质量。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
褚时健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
“不死鸟”孙宏斌再战地产
与万科、龙湖地产、恒大地产相比，融创中国或许还只是中国地产界正在长大中的“鲸鱼苗”，但他的创始人孙宏斌在十几年前的就频频掀起不小的浪花。“顺驰时代”的孙宏斌被同行视为“地产黑马”、被媒体奉为“地产骇客”。
孙宏斌在30岁前，平步青云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但好景不长，因与柳传志矛盾，一纸诉讼成为“阶下囚”。
出狱后，与柳传志一笑泯恩仇，借助其创立顺驰。2003年孙宏斌喊出要做全国第一，超过万科。同年，顺驰拿下北京黄村地王，开始在全国迅速扩张。40岁时，顺驰股份出售给路劲后，因天津公司的管理问题，而与路劲单伟豹“反目成仇”。之后一心扑在融创事业中，为拓展、为上市来回奔波，再创业后三次IPO夭折。
50岁前，2010年，47岁的孙宏斌终于带领融创上市成功。
与其他经历多舛的企业家相比，孙宏斌的回归最彻底。从年少轻狂，遭遇牢狱之灾，到在地产界崛起，却被自己创办的公司驱逐，再到最后二次创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推动融创中国登陆港交所。孙宏斌向业界演绎了“不死鸟”的故事。
“隐形船长” 黄宏生
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
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这也是商业罪案中最严重的一类，而黄宏生以奋斗精神创办国内数一数二的电视生产企业，当年也不少重要人物及政要为他求情。
经历了16年创业生涯的黄宏生，在狱中4年中，大部分时间通过阅读大量书籍来对自己充电，每月定期都会给公司董事会写信，了解创维的发展
黄宏生2010年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产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还创立创源天地投资公司，投资新能源汽车。
他说，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人，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宝刀未老”李途纯
国内乳酸菌奶制品的龙头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2010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同时太子奶也展开破产重整工作。在被拘禁15个月后，李途纯无罪释放，重获自由。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
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也遭遇不公正。
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前副市长。如今年过半百，遭受此番“不白之冤”后，他决定为自己讨回公道，并从头再来。此前有报道称“宝刀未老”的李途纯可能正在筹划新的创业计划——全球最大的红色主题旅游基地，重启五仙山项目。
69岁管金生再创业
管金生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叱咤风云的证券大佬，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1992年万国已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与原君安证券公司的张国庆、原南方证券的阚治东，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国证券教父”。1995年因“三二七国债事件”从万国证券辞职，199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003出狱后，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
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今年六月，有消息称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管老再次扬帆起航，走上人生“第三次”创业的道路。
DoNews创始人刘韧劫后归来
曾经的中国“IT第一记者”刘韧，当年跟他面对面的人，有的已独当一面，如马化腾；有的已仰之弥高，如柳传志；有的已撒手人寰，如王江民，有人说他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
1996年-2008年，是中国IT、互联网狂飙突进的12年，刘韧适逢其时。一手创办DoNews网站，这是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IT社区，5年后被卖给千橡集团。随后因在网站上发布一系列360负面新闻收取公关费，2008年以敲诈勒索罪名获刑3年。针对入狱经历他对此评价是，“萨特有一句话，他人即地狱。我其实真的不想和任何人接触。能在没有任何人认识我的地方，一个人呆着，那是我最大的人生理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可以改，跌倒了可以重新站起来。这些曾深陷囹圄的知名企业家，满身的才华和梦想或许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起航，为社会继续创造价值。
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重新选择创业更值得敬佩，重新面对商场的残酷比隐退需要更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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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的部下冯仑回忆牟其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我1989认识老牟。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全都是一些故事；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全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擦肩而过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1989年以后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1989年以后，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的关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节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